家谱修谱

古人云：“谱谍身之本也。”追根溯源和留名于世，就是家谱的作用。代代相传的谱书，记载着先祖名讳事迹流传至今，谱论的意义也能传之永远。谱论，又称谱说、谱学论略、先贤谱论，主要收录古代经典有关家谱的论述和历代名人对于谱学的历史、修谱的意义、原理、方法等加以阐述。有的家谱谱论直接把皇帝的喻民榜、喻民诏刊载在谱前，以告诫族人。有的家谱特有的谱论，其撰写者虽然没有较大名气，但所阐述的理论或内容却往往不乏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的不少家谱里，就收录了明太祖《圣谕六言》或清朝康熙皇帝的《圣谕十六条》、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 有些家谱则刊载了欧阳修、苏润、朱熹、宋濂、王阳明等名硕大儒的有关语录，民国至今的家谱则又增加了孙中山等近当代名人或国家相关部门与家谱有关的论述。 

其中有些谱论强调编修家谱的重要性，认为“谱事何事？宗族扩大为国族之事也”, 它可以“使后之人昭穆辨、尊卑秩，穆然与水源木本之思，而尽其追远报本之诚”。有些谱论关注家谱的教化意义，说“谱者，普也。非谱则无以普亲亲之义，而联属我族人之心；非谱则无以纪世次而严尊卑之分：非谱则无以勉孝思而尽追远之。诚引而伸，之所以笃寻伦厚风俗，维持声教裨益，清时赞助大化者，又孰有愈于谱哉”。有些谱论关注编修家谱的作用，认为家谱的体例或内容尽管可以有所不同，但“明亲疏、辨昭穆、敦教化而系人心者，则一而已”，“谱之作也，其大要有四：一以明本原所由来，使世世子孙勿成秦越；二以录子弟贤愚；三以记生殁娶葬；四以载绅士官爵。故前修后续不可不乘其时”。有些谱论谈到家谱的价值，认为“修谱之难，较诸国史为倍甚”，所以可以起到史书起不到的作用，“家谱首明世传，究与纪传异趣：次辅图系，略可近似年表：祭田、公产、祠庙、茔境，讵可谓书志：族训、谱规、服制、祀典、要亦杂出：经传、艺文、寿序，史不备录志赞、传状褒而无贬、与正史回不相侔。还有的谱论指出了家谱的局限性，认为宋代以后的家谱至少存在五大弊端，“耻前人之微贱则削而去之，一弊也；怀显赫之可幕而强而附之，二弊也；执房分之见而生忌嫉之心，三弊也；小善而铺张扬厉增加夸奖，四弊也；一事而尚有足录遂频叠见，五弊也”。 

司马迁在撰写史学名著《史记》时，曾引用当时所能见到的许多谱牒资料，司马迁对谱牒更有诸多重要论述。没有将司马迁的谱学论述收人到家谱的“谱论”中，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许我们的先辈在编修家谱、汇总历代名士谱论时已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有的家谱在刊载谱论、谱法时就有所补充。如《(安徽)新安黄氏大宗谱》专列"三氏谱法"一节内容，刊载太史公"司马迁谱引"、欧阳修"欧阳氏谱引"、苏明允"苏氏谱引"三文，并在文前指出："宗法之兴，出自太史司马公为始，厥后欧阳文忠公、苏明允各为世谱，文忠公依汉年表，明允以礼大宗小宗为次，今以三氏宗法备录于谱，俾后之继之者识谱学之所自出云。"确实如此，论及中国的谱学理论，应从司马迁开始，包括欧阳修、苏洵等历代文人学土，他们的谱学论述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研究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谱论在家谱显要位置，表明编修者以此为指导思想来编修各自的家谱，这也为探索我国历史上的谱学理论宝库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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