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中国大陆出现编修新家谱的热潮,一度荒芜、人们不敢问津的谱牒研究在大陆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编辑《谱牒学研究》刊物,发表了80多篇与家谱、姓氏相关的文章,积极促进了大陆谱牒研究的发展。
在20世纪末,上海图书馆对家谱资料的整理与开发,引起了海内外同行的关注。2000年召开了迈入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新加坡、美国、越南等国家的近百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世纪之交的谱学盛会。在研讨会后出版了《中华谱牒研究》,论述的问题较前更加深入,标志着海内外对谱牒学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2003年举办了“中华之根-海峡两岸谱牒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地区的14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厦门,举行了我国谱牒学术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对推动海峡两岸谱牒学研究和共同振兴中华谱牒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近30年来在大陆开展谱牒研究比较活跃的是福建省,在厦门、漳州等地还成立了谱牒研究会,使民间修谱也获得了迅速发展。 紧随福建省的是安徽省、江苏省等,在明清时期,因为宗族观念强盛等原因、文化发达、财富丰裕等原因,编修家谱一直走在全国各地区的前列。
从大陆地区来说,20世纪后期开始出现编修新谱的热潮并不是偶然的,从以下几点可以得知:
第一,这是思想文化领域“左"的影响逐步清除的结果。家谱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历史文献的重要支柱。但是长期以来,家谱却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被人们视为封建糟粕而不屑一顾。在土改、大跃进、“文革"等历次运动中,大量保存在民间的家谱被扫地出门。在学术领域方面,家谱也很少有人问津,遭到冷落的待遇,更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随着学术研究领域逐步清除在家谱研究上“左”的影响,民间也开始重视并重新认识家谱的价值。与此同时,在一些具备条件的地方首先开展了新家谱的编修工作。
第二,编修新家谱主要是在农村,与近30年来农村经济发展,带动了农民文化需求的提高有着直接关系。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后,安徽农民首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并迅速推广到全国农村,农村经济发生重大变化,迅速为多个地区的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后,对精神生活和文化需要也有了新的要求,出现了农民自发开展编修新家谱的活动。
第三,“盛世修史"“盛世修志”的影响。撰正史、编方志和修家谱都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2002年,党中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重新开始清史的编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也掀起了“盛世修志”的热潮。各省市以及各地县甚至部分乡镇,都成立了专门的修志机构。20 世纪80年代中华大地掀起的修史、修志热潮,直接推动了新修家谱工作的开展,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还会出现了村村姓姓修家谱的局面。查看近30年来新修的家谱,有不少定名为《x氏族史》《x族志) (x氏志》等,实际上从内容到体例,都是史、志、谱合一的产物。
第四,海内外炎黄子孙民间交流的促进。近30年来,中国经济和文化各项建设大业日新月异,海外炎黄子孙远悦近来,交流频繁,特别是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开展。台湾居民的根脉和文化与大陆有着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台湾同胞一方面掀起了新修家谱的高潮,追溯、接连他们在大陆的根脉;另一方面纷纷来大陆寻根问祖,以寄托自己心向大陆、希望早日实现统一的心愿。台湾同胞修谱和寻根的行动丰富并加强了海峡两岸各方面的交流,直接促进了福建、广东、浙江、江苏、河南、山西等地修谱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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