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修谱

在中国家谱发展史上，宋代的家谱编修正如上面所论述的，处重要变革转型时期。而到了明代，中国家谱的编修从体例、内容、种类乃至地区分布等都趋于完善成熟阶段。处于宋代、明代之间的辽、金、元代，尤其是元代，其家谱编修则呈现过渡形态的特征。

在元代，家谱编修主要是私修家谱。总的来说，是沿着宋代私修家谱的轨道，继续向前发展。其原因有二：一是与元代异族统治有关。元代足华夷混合杂处的社会，在异族统治的政治条件下，一般家族聚族联合的要求更为迫切，直接促进了修谱之风日益盛行。曾任元朝学谕的汪松，在《（绩溪）汪氏世守谱》中画龙点睛地指出：“我朝御宁，混合华夷，姓氏之繁，于此为盛。谱牒之事，益大兴矣。”二是与宋元之际大量谱牒丧失有关。宋元之际，战争频繁，人民迁徙不定，族谱损失十分严重。有的人对战乱后元代家谱损失情况作了估计，福建人吴海估计：“更数大乱，故家谱牒存者，十不能一二。”河南人许有壬在《至正集》卷七一《题刘氏族谱》中则估计更为严重：“士大夫家贵知其族，及荡于兵，宰相世系之隆，子孙有不知其自出者……士大夫家能有其谱者，百不一二。”元袁桷《清容居十集·马氏族谱序》有类似估计：“金徙于南，衣冠故族，扶挈僵仆，十失其九者有焉，百不得一者有焉。”这些论述表明，宋元之际的战乱对宗族和家谱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不过就地区而言，北方遭受的破坏要比南方更为严重。明王世贞《陈氏族谱序》指出：“五季之中原，日寻于十戈，至靖康而悉以委寇，衣冠之士脱锋刃而窜匿于吴越闽广之间，抱其遗编，以诲其子弟，面当太平之用，故天下之所称贵姓者，渐不在北而在南。”元代欧阳玄《圭斋文集·卢陵中州刘氏族谱序》指出：“南方内附，多不烦干戈，承平既久，冠盖方族，幸遭明时，涵儒深仁，往往治其家谱，不知者以为一家之私事，知者则以升平之气象可观。”这一切说明：元代南方遭受干戈之累好于北方，南方义是文化兴盛之地，士大夫家“往往治其家谱”， 编修家谱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处于战乱以后的元代，其修谱工作更显得繁难。元未明初著名学者宋濂为元末杨芾编纂《重修杨氏家乘》所写序言中，生动地描述了元代编修家谱的艰辛：“于是研精覃思，遍览诸书，尊其信而阙是疑。复大萃群族之谱而整比之。闻家有藏牒，墓有断碣者，必亲往征验，或移书二百里外，叩同宗之贤，以质其见闻。如斯者十有余载，始克稽其所共宗，而达其所由分。”由此可知，元代编修家谱时，由于大最家谱以及有关文献丧失，历时十有余载才能编修一部家谱。其修谱之难，远远超过了前代。

元代编修家谱的宗旨，仍然是宋代欧阳修、苏洵倡导的“尊祖、敬宗、收族”的教化功能，仍然是“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教育。不过，元代由于战乱造成了亲属四散的局面，因此元人论述家谱功能更强调收族的宗旨。徐明著《芳谷集》卷上《太原族谱序》中强调：“今宗法弛，犹赖谱可以收族也。”面对战乱造成的元代宗族贵贱贫富的差异，他们把修谱作为医世治俗的收族手段。

元代编修家谱不仅遵循欧阳修、苏洵倡导的“尊祖、敬宗、收族”的修谱宗旨，而且对欧、苏创制的五世谱图之法也推崇备至。许有壬指出：“宋欧阳公因采太史公《史记》表、郑玄《诗谱略》， 依其上下旁行，作为《谱图》， 百世不易之法也。”肯定了欧氏谱例。浙江省浦江戴良为章氏家乘作序指出：“昔欧阳文忠公依汉年表为世谱，而谓子孙不知姓氏之所从出以味昭穆之叙者，禽兽不若也。今君仿史表为是书，既无愧于文忠矣。”元黄活《族谱图序》对黄氏族谱采用欧阳修“详近略远”的图法予以肯定。“若谱，远不可知、疑不能明者，悉阙焉。凡为图谱之法，亲者宜详，疏者宜略。为子孙者，各详其亲，则其所略者，自可互见。＂

但同时，元人对欧阳修、苏洵仅记五服之内的小宗之法有所批评，并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苏洵认为：“无服则亲尽，亲尽则情尽，情尽则喜不庆、忧不吊，喜不庆、忧不吊则途人也。”李祁以此话“若微有过”， 认为：“夫庆喜而吊忧，近自乡党州间，远而至于四海九州之内，苟有一日之情者，莫不皆然，而况乎同祖共宗者乎！”徐明善也批评道：“岂推而远之也，是薄为道也。”郑玉更进一步认为苏洵的看法太“隘”， “如苏明允序其族谱者，其亦隘矣”。这里的“隘”与“薄”的意思相同，都是指反映收族程度的小宗五世图法对出族之人太“隘”了，太“薄”了。为了克服“隘”与“薄”的缺陷，元代编修的家谱对欧苏仅记五世的小宗之法就有所突破，主张要收出五服的亲近族人，因此家谱必须要力求追溯远祖的世代记载。

元代士大大编修家谱采取追远溯始的世代记载，显然是为在异族统治下加强收族聚族的现实需要服务的。从收族聚族的现实需要出发，元代家谱记载族人的范围与内容均有所增加。从收族聚族的现实需要出发，元代土大夫编修家谱时，特别强调族人不论贫富，均需“一一登明谱牒”。元至正二年（1342), 梁克家主张：“宗谱传示子孙，务要及时修辑，毋致散亡。凡在宗族，弗论贤惠，一一登明谱牒。毋曰某为疏而略之，某为贫贱而黜之。”袁桷亦日：“以合乎贵贱贫富，其心博，其旨微。将使夫困者通，盈者持，危氏之盛，循环无穷，于是乎有考焉。”

从收族聚族的现实需要出发，元代士大夫编修的家谱中，也特别强调对族内孤寡老疾的抚恤，乃至扩大为对里党乡邻的抚恤。戴表元曰：“其族人有穷老废疾孤寡不能自立，婚嫁葬埋之不能举者，又皆为条画以周恤之，孙氏之义风殆方兴未已也。”

元贞元年（1295)王应龙在《丰洛王氏族谱序》中指出：“凡吾族之贤，在于以礼义淑其心，法度律其身。若然，一族犹身，百世犹一－世。贫相收，患难相恤，仇怨相忘，庆吊相及，孝慈相劝，友让相尚。邹鲁颜孟之风，伊洛程朱之化，将霭然咸萃于一族。”

浦江大族郑氏规范共有一百多条，而关于睦乡里重救恤者，即占十条左右：“里党或有缺食，裁量出谷借之。后催原谷归还，勿收其息。秋成谷价廉平之际，籴五百石别为储蓄，过时缺食，依原价粜给乡邻之困苦者。”

从收族聚族的现实需要出发，元代士大夫编修的家谱，强调修谱最终目的是重伦理、厚风俗、助世教。从收族聚族的现实需要出发，元代士大夫编修家语时，为了增加家谱的分量、扩大家谱的影响，往往请名人作序跋。元代以前，请名人为家谱作序就已出现，如朱熹、文天祥等曾为多部族谱作序跋。而到元代，请名公钜卿为家谱作序跋更为普遍，“元代有豫章罗氏，其族谱见钱氏补艺文志，虞集为之序，称其质而不诬，详而有序。元时私家谱牒稍多，始开请人作序跋之风，前此凡有谱序，大率由子孙纂修者自为之，今则自序而外，往往有名公钜卿或文名籍甚者当作揄扬论，冠诸篇首，甚或自序亦请人代作”。

饱经战火失谱之苦的元代士大夫，吸取宋元之际兵荒马乱大量谱牒散佚的教训，非常重视家谱的编修工作，一方面大量编撰刊印书本式家谱，另一方而，为使祖先血脉世系不致焚毁，便将家谱刻于不易损坏的石碑上，“以垂永久”。与前代相比，元代刻于石碑的家谱非常多，且较普遍。

元人右刻家谱，将谱刻在祖先坟墓的碑阴上，或刻在供奉祖先的祠堂内，以使族人在祭祖时瞻仰石谱，牢记祖先世系与功德，增强家族的凝聚力，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元代士大大从敬宗收族的需要出发，强调祖先世系要追远溯始，因此家谱世系记载往往有数十代之多，这就容易带来一个弊端：冒认祖先，乃至将名人引为祖先，以抬高本家族的身价。关于冒认祖先的弊端前代就有，但元代更为严重。对此，元代以及后世文人就有所揭露。陈高曾批评这种目祖行为是诬祖。他说：“近世家乘族谱之作，往往黄缘攀附，忘其先而冒其祖，吾其政尽信乎！”他斥贵这种行为是诬祖，“有谱面泛及乎远，则指他人之先以为开之先，评其祖也”。

后世完整家谱的主要内容，元代基本都有了。但元代家谱一般较简单，主要是世系的记载，其他内容不太完整，也不规范，欠严格的分类，更没有形成完善的体例。元代家谱更没有像后世的家谱，将朱熹的理学思想渗透到家谱的方方面面，成为家谱的精神支柱。这一－切表明，就体例与内容而言，元代家谱既带有元代这个战乱之后异族统治的时代特色，又处于宋代向比较完善的明代家谱的过渡阶段，呈现出中国家谱过渡时期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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